佛教具有源远流长的护国爱国传统。从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和佛教的教义可以看出，佛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是靠文化交流的和平形式而进行的，未曾因为信仰的原因而发动战争。佛教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传播至国外，大约公元前二世纪时，佛教沿着通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然后通过玉门关、河西走廊传到内地，逐渐传播到中国各地。从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到佛教被消化吸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印度佛教在13世纪初，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对佛教造成很大的冲击，佛教在印度逐渐灭亡。中国作为北传佛教的中心传播至周边国家，中国佛教历代高僧做出了重要贡献。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佛教传入中国的二千年历史中，在净化社会人心、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作用。中国佛教徒灵活运用大乘佛教忘我利他和报恩救苦的思想，涌现出大量抵御外侮、除暴安良的爱国主义事迹，为国家社会作出了一定贡献。
释迦牟尼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反映在报国王恩、报众生恩的慈悲利他精神中。佛教的报国王恩，是说国王福德最胜，国界中的一切山河大地都由他统领，如果国王政治清明，则能使人民安居乐业。相反，如果国王统治昏庸，人民则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要安居乐业，必需要有国家，若无国家，不但无法抵御外患，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所以报国王恩，说明佛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尊重贤明的君王对国家的治理，勤修善行，以佛法辅助国家的教化。所谓报众生恩，就是因为世间因缘无尽，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父母一样，应当时刻常思报答
佛教传入中国，在与固有的儒、道思想相互吸收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看，佛教虽然在哲学思想上曾对儒家、道教提出过批评，儒家、道教在政治生活和伦理道德方面对佛教也进行过攻击，但总体上是三者互相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佛教积极吸纳了儒家和道教的东西，使自己适应于中国的文化环境，并且以其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念、哲学思想体系，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佛教史上，许多僧人常常把佛教的修行与王道教化、修身治国联系起来。东晋时期的道安法师，在面对连年战争的时候告诫弟子：“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他充分认识到佛教的存在与当政者的支持分不开的，指出佛教与国家是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他的弟子慧远更提出佛法有“助王化于治道”的作用，一方面明确表示占人数众多的在家信徒，必须遵守王法和世间的礼法，另一方面出家僧尼虽然可以不礼拜王者，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对民众从事教化，起到社会安定的积极作用。
爱护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安定与世界和平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佛教僧众每日早晨在佛前做功课时，都要念诵经咒，并且唱颂回向：“三塗八难俱离苦，四恩三有尽沾恩，国界安宁兵革消，风调雨顺民安乐。”这是提醒自己虽然出家修行，但仍不能忘记国家、众生的恩德，希望国家和平，人民安康。据《佛祖统记》卷47记载，建炎四年（公园1130年），宋高宗经过台州章安镇，入金鼇寺，见一老僧在佛前祷祝，都是忧时保国的话语。高宗因问：“老和尚，您刚才所念诵的是什么经典？”老僧回答：“《护国金光明忏》。”高宗因宿于寺，后每年都要施舍财物令诸僧修行此法。在中国佛教寺院中，进山门后第一个大殿是天王殿，内有四大天王，其中东方持国天王，意谓能护持国土，其职责是保护自己的国家。佛教中的所有造像，都是起表法的作用，即表达佛教的精神，以护国天王为四天王之首，表达了佛教对国家的热爱。从中国佛教僧众的日常修行及其精神，都反映了中国佛教爱国护国的善良心愿。
从中国历史上看，不少中国僧人还自发组织僧兵，抵御盗贼匪徒对国家人民声明财产的威胁。据少林寺碑文记载，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盗贼竞起，少林寺僧人精通武艺，曾有效地抵御了“匪徒”的进攻。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当时为秦王，奉命讨王世充，少林寺昙宗等十三人一齐加入战斗，勇猛向前，荡平叛军。少林武僧们受到唐王朝的重赏，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其余不愿做官的，各赐紫罗袈裟一件。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古代朝五台的僧众都要经过旧路岭。明嘉靖初年，盗贼纵横，在旧路岭一地占山为王，过往僧众及老百姓被杀被抢者无数，官兵也没有办法。当时朝五台的信众，往往聚集上百人携带武器，才敢进五台。当时五台山有一出家人名，武艺高强，组织五十二位僧人，合力围剿土匪。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尽歼盗贼。慧定在剿匪战争中，现金刚力士身，身先士卒，受到佛教信众及当地老百姓的赞誉，被尊称为马大士、莽会首。
中国佛教的护国报恩的爱国实践还表现为，在国家民族遇到外来的侵略时，大义凛然，积极抵御外来敌人的入侵。如宋代临济宗僧人大慧宗杲(1089～1163)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大力提倡“忠君护国”思想，反对朝中权臣秦烩妥协投降。大慧宗杲是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人，参学于圆悟克勤，得法后克勤令他分座说法，名振京师。靖康元年（1126），丞相吕舜徒奏赐紫衣，并得“佛日大师”之赐号。绍兴七年（1137），应丞相张浚之请，住持径山能仁寺，诸方缁素云集，宗风大振。绍兴十一年，侍郎张九成至能仁寺跟随宗杲学习禅法。张九成是朝中的主战派，当时秦桧大权在握，准备与金人议和，因为宗杲论议朝政，被秦桧剥夺僧籍，流放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后又贬迁至梅州（今广东梅州）。宗杲虽然历尽坎坷，但其爱国之心始终没有改变，他曾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
明嘉靖年间，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很多寺院的僧人自动组成僧兵，参加到保家卫国抵御外寇的战争中。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侵犯杭州，大肆抢掠和破坏。如怀疑雷峰塔中藏有伏兵，纵火烧塔，使该塔仅剩赭色塔身。朝廷任命少林寺僧天真、天池为的大将，带领僧兵四十人前去抵御，大败倭寇。倭人逃往上海太仓，当地官兵和老百姓起而抵抗，却连打三十七仗都以失败告终。当时的军队统领蔡克廉听说杭州有一批英勇善战的僧兵，便派人去邀请助战。经过僧人鹿园的举荐，请月空带领杭州僧人十八人，又请少林寺僧天员带领另外一批僧兵四十八人，协力征剿。六月初十日，发现贼军一百多人，奋力追击，终于在翁家港一举剿灭敌军，结果僧兵伤亡四人。以月空和尚为首的三十多位少林寺和尚组成的僧兵队伍，在松江的一次战斗中，僧人们手持铁棒，击杀很多倭寇，后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仅僧人如此，佛门居士中也不乏抗击外侮的英雄。如明朝中期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和清末民族英雄林则徐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当倭寇入侵中国东南沿海，杀人放火，肆意奸淫掳掠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难以估计的损失。戚继光组织的戚家军纪律严明，英勇作战，与其他爱国军民配合作战，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他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表现出一位在家佛弟子爱国爱民的菩萨心愿。林则徐也是一名佛门弟子，虔修净土，日诵《阿弥陀经》、《金刚经》为常课。当英国向国大肆鸦片，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官兵百姓深受鸦片之害。时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毅然上奏，严禁鸦片，被道光皇帝委任为钦差大臣，赴广州进行禁烟。林则徐不顾列强的威胁，将英、美商人交来的鸦片约二百三十七万多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所以，近代净土宗祖师印光法师曾说：“详观古人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印光法师所言不无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在家居士的爱国之心和对于国家人民的积极贡献。
总之，中国佛教不仅在思想上有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而且通过实际行动，实践着大乘菩萨“报恩度苦”、“忘我利他”的积极精神。佛教中所讲的菩萨杀数十强盗而救五百商人的故事，后来一直为中国佛教徒所效仿。在佛教看来，杀死恶人实际是拯救恶人，因为恶人的恶业没有造成，所以不会堕落到恶道中去。而对杀者来说，虽犯杀戒，却又是为护国爱民的菩萨心所驱使，不但不成罪业，反而种下了功德。明末高僧莲池《梵网戒疏发隐》中也说：因为恶人有罪而杀，所以杀生并没有犯恶业。中国历史上虞舜讨伐四凶，周公诛杀二逆，就是这个意思。况且在处死恶人之前必为之流涕，三覆然后才行刑，这就是即杀而成慈，虽杀非杀。既没有违背佛法的精神，也没有损伤国家的恩德，所以于国政、佛心这二者都没有妨碍。莲池大师的这一解释反映出中国佛教僧人对于佛教戒杀与报恩二者关系的理解，为佛教徒爱国报恩的实际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佛教虽然强调戒杀，这是出于爱护众生的慈悲心。当人民受到暴徒的肆虐残害，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或者国家受到外敌的入侵，挥刃杀我同胞时，出于菩萨的慈悲心，除暴安良，杀敌而救国，在佛教本身也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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